比钱塘江涨潮还要壮观的旅游大潮终于随着十.一黄金周的结束而暂时平静下来。原以为火车营运高峰已过，坐火车不至于像逃难似的挤在闷罐似的车厢里憋闷得快要窒息。可等我上了火车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面对仍是座无虚席，过道也排列着涣散的纵队的车厢，我突然想，这不年不节的，怎么仍有这么多人出行？莫非他们要去台北“倒扁”？又一想，不可能，香港回归都快十年了，内地人也不能随便出入，何况尚未回归的台湾呢？

可笑的是，置身在拥挤的车厢，我竟站在过道里做起白日梦来。如果铁道部允许私人承包的话，我一定争取中标。那可是人人都知道的明赔暗赚的买卖。突然一阵吆喝声将我从白日梦中惊醒，原来是流动售货员推着小货车强行挤了过来，此时，买到站票的乘客全都像舞蹈演员练功一样，踮起脚尖，收起腹部，做深呼吸状。我虽然只有两个小时的旅程，但也不愿像被老师罚站似的一直站到目的地。再一次放眼望去，果然远处有一空座。明知空座旁边仍有很多站客，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一路侧着身子蛇行般地蹭过去。对面座位的女人四十左右，将她的双脚舒适地放在这个空座位上。周围很多人都站着，我想一定是该座位的主人暂时离开，所以犹豫着是否坐下来。可足足等了十分钟，仍不见有人回来，我便坐了下来。对面的女人面无表情，并没有因我的落座而挪走她的双脚，只是稍微往里面移动了一下位置，一幅很不情愿的样子。她的双脚紧挨着我的裙子，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一向不愿与人发生争执，尤其在公共场合，思忖片刻，选择了沉默。

坐火车旅行，这样的事情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记得有一次正月出行，车厢里也是座无虚席。我身边一个三人座位上躺着一个女人，看样子是在睡觉，对面的男人好像是她的丈夫。我当时身心疲惫，便鼓足勇气问她的男人：“请问，她病了吗？”我的意思是如果她病了，我绝不打扰她。可那个男人听了我的话后，冲着我恨恨地说：“你才有病呢。大过年的，你说谁病了?”无端地被他抢白了一通，大有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出的感慨，哪还有心坐下来，躲他还来不及呢。

买到无座的车票，当然很是无奈。可即使有座位，心情也并不好多少。这个由乘客临时组成的公共场所，并没有使人们对自身行为加以约束，相反，在这个暂时封闭的空间里，凡是结伴出行的人们则以更大的热情和放任来消减旅途的烦闷。尤其是寒暑假期间，南下北上的大学生三五成群，拉帮成伙，打红十，玩儿升级的娱乐活动成了车厢里的一个亮点。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欢声笑语更使得车厢里人声鼎沸，热闹得如同置身于赛马场。而煮鸡蛋的味道、泡方便面的味道、盒饭的味道、喝啤酒打嗝的气味、凉脚丫的气味、瘾君子身上浓烈呛人的气味、女人身上廉价的香水味儿，加上每节车厢里百十几号“散热器”身上发出的阵阵体味统统融合在一起，在这个高价位的新空调硬座普快列车有限的空间里不断地循环着，恣意地扩散着，足以令人窒息。

然而，同为中国人，熟知彼此的生活习性，并不以为然，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彼此既能宽以待之，亦能做到互相理解，和谐共处。从某种角度讲，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吧。

博友随心漂流曾说：“中国人的行为有其合理存在的历史环境。所有行为改变的基础根源于经济基础。”我对此不敢苟同，总觉得富翁与贵族永远是两个概念，不能等同。突然想起了一句西谚：“豹改不掉身上的斑纹，本性难移。”

既然无力改变什么，那就学会适应吧。不知什么时候，对面女人的双脚已回到自己的去处----那女人的鞋子里休息去了。

乘客中一阵骚动，原来火车进站了。我也该下车了。

随地吐痰之人和公共场合随地便溺的宠物狗有何区别

2006-10-04　23:34:18 大中小   今天是黄金周的第四天，在家有名无实地休息了三天，终于抵挡不住市内各大商场种种噱头广告的诱惑，约上好友，准备一俟商场开门便冲杀进去。   不愧是金秋十月，今天的天空格外晴朗，曾一度骄阳似火的阳光早已不再跋扈，此时就像调好了水温的洗澡水不凉也不热，人们沐浴其中，尽情享受着可爱的阳光 。这样的天气加上自己自信的着装想心情不好都难。   可令人扫兴的是，我刚走下车，还没走出三步远，就见走在前面的一个穿着讲究的年轻男子朝地上啐了一口，还没等我缓过神来，身边又传来令人作呕的声音。不到十米远的距离，竟有不下五人张口就来，一“吐”为快，且直落地上。联想到早晨看到的一篇有关中国公民出境游中最不文明行为中随地吐痰名列首位的新闻，心中除了无奈还是无奈。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我在想，这条街每小时要经过几百辆车？统计起来并不难，可要是计算一下公共场合每分钟会有多少国人随地吐痰，恐怕这个数字一定是极具中国特色的。   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尽管使用语言不同，生活习惯和风俗各异，但对客观事物和主观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把随地吐痰视为不文明之举自然得到人类的广泛认同。   然而，中国自打开国门之日起，中国的这一“国啐”便啐向世界的各个角落。难道黄皮肤、黑眼睛的本色特征还不够引起外国人的注意，非得以这种极其恶劣的“肢体语言”向外国人炫耀你的存在？或是以此区别于其他亚洲人？真是在家里丢人还不算，还要跑到外面去丢人。中国自古虽以“面子”为重，但古往今来，没见争得什么面子，反而丧尽了脸面，原因之一竟是随地吐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自己作贱自己，还能指望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   “知耻近乎勇”，可于今，那些喉咙发痒，直啐地上的国人并不以为耻，又谈何知耻？在他们看来，随地吐痰就像大小便一样，只是个体的生理现象，不关别人的事，更没意识到是不文明的行为。   对于随地吐痰这一国啐，很多人已认识到它的危害，虽然应对措施也出台不少，但它就像牛皮癣一样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症，成了丑陋的中国人的主要素质之一。   有时，我把那些习惯于随地吐痰的人理解为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的人，他们就像流落在大街上旁若无人，神态坦然地裸露着身子的精神病患者，你不能要求他什么，只能深表同情。但同时也深感困惑，随地吐痰的人在家里不管情况多特殊，也能做到不随地吐痰。那些在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的人在家里再怎么内急也会跑到卫生间解决，而决不会随地大小便。这说明他们并不是控制不了自己行为的人，只能说他们是具有部分自控能力的人或大脑存在部分智障问题。如果把这些人诊断为有病的话，他们就像酒喝高了的酒鬼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喝醉的一样，不会认为自己有病的。既然自认为一切正常，只是不完全具有自控能力，那他们就只能是低级动物。   看到那些只有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的人，不由得令我想起了宠物狗。因为，虽然狗是低级动物但很通人性，经过主人耐心的驯养之后，凡是家中饲养的宠物狗都具备一定的自控能力而绝不会在家里随地便溺。所以，每天早晚这些宠物狗和主人一起出去散步时，也就是它们在公共场合随地便溺之时。想不到，狗如此深谙国人的这一习性？这样看来，随地吐痰之人和宠物狗之间又有何区别？真不知是人的聪明，还是狗的悲哀？   既然可以把狗这种低级动物驯养成“讲文明”的宠物 ，难道就不能把比狗的智商高得多的人“培养”成有自控能力的文明人？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该不是什么难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那些随地吐痰的人实行严厉处罚制度.每吐一次，罚款5000元，不是韩元，而是坚挺的人民币5000元。同时，把公共场合不准随地吐痰、不准随地大小便、不准乱扔垃圾、不准高声喧哗等等统统写进法律法规中，也算完善和健全我国的法律体制。

说起婚俗，突然想起大三时参加一个学姐婚礼的情景，那也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婚礼。当客人参观新房时，学姐的娘家人请我帮忙为新人整理床铺。这可是一件荣幸的事，我欣然应允。谁知我在床头的被子下面竟发现一把斧子，且个头还不小。在新人大喜的日子里，婚床上竟藏了把斧子？我吓得心怦怦跳，神情慌张的不知所措。当时的反应就是，一定是学姐家得罪了某人，而受到这样的恐吓。望着新房里热热闹闹，充满喜庆的情景，我暗自庆幸，学姐及其家人还没有发现这把斧子，否则，这婚礼非得搞砸不可。我定了定神，环视四周，发现并没有人看出我的异样，便趁他人不注意，悄悄地将斧子用一块毛巾包好，放在一个隐蔽之处。整理好床铺后，我强装镇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还好，一直到婚礼结束，也没有人发现那把斧子，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这件事我一直没敢告诉学姐，直到她蜜月过后，我才把这件事告诉她。我讲之前，还生怕她会有什么想法，所以尽量委婉地把这件事讲给她听。谁知她听后竟哈哈大笑起来，弄得我莫名其妙。原来那把斧子是她家人刻意放在床上的，有坐斧（福）、抱斧（福）之意。听罢此言，我是一脸尴尬。好在学姐的家人并没有怪我之意，否则，如果遇到“讲究之人”，我可是犯了大忌了。

虽然我把学姐的“斧”给偷偷藏了起来，庆幸的是，婚后多年，她一直生活得很幸福，并没有因那把“遗失的斧子”而受到影响。他们也早已将那件事忘了。

看来，对于民俗也应多了解一些，只要不涉及到封建迷信的内容，单是讲个吉利，图个热闹，也无可厚非。再有，帮忙不仅要会帮，还要帮到正地方，不然，岂不是帮倒忙？

前日出差，住在县政府宾馆。早上在宾馆门口，发现院子里聚集了很多人，吵吵嚷嚷，好不热闹。仔细一看，原来是准备迎亲的队伍。我穿过人群，正欲离开，这时听到一位40出头的男性,好像是主事之人，冲着人群喊道：“押车的人找到了吗？”有个女人应声到：“找到了。”那位男人又高喊到：“她是没结婚吗？是处女吗？来例假了吗？”闻听此言，我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环视周围全都一副副庄重严肃的表情，对他的话没有感到丝毫异样，倒是我这个局外人一脸诧异，面露窘态，匆匆离去。

虽然婚礼我也参加了不少，自己也是过来人，可自己结婚那天是从一单元的女单身宿舍走进二单元的男单宿舍，就算结婚了，连新娘新郎胸花都没戴，更没收到什么改口钱、离娘肉了，所以有关婚礼的风俗我是所知甚少。不过，没吃过肥猪肉，总见过肥猪跑吧，那天也算长了见识。

现在的婚礼是越办越奢侈，越办越繁杂，连找个押车的小女孩的条件都这么苛刻，可以想象婚礼的具体细节该有多么繁琐了。不过，讲究的婚礼还真得有这么一位“明白人”张罗，也算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简单也好，讲究也罢，和谐的生活，安宁的日子才是婚姻中最重要的。

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教师节是1931年，日期也不是9月10日，而是6月6日，是在当时教育界知名教授邰爽秋、程其保等倡议下，在京、沪教育界人士积极响应的情况下，最终拟定6月6日为教师节，并发表了《教师节宣言》，宗旨是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增进教师修养。这个由民间自发组织成立的教师节很快在全国得到了热烈响应，但当时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官方认可，直至1939年，国民党政府决定另立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即每年的8月27日。

不过，严格来讲，8月27日并非孔子诞辰日。据史书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21年11月庚子日。按照周历11月应该是正月，所以《史记》就把鲁襄公21年写作22年。11月庚子日即是8月27日，也就是我们的阴历算法。自我国改用阳历后，如按阳历算，阴历8月27日应该是阳历9月28日。但不管是8月27日还是9月28日，国民党政府选择孔子诞辰日作为教师节，的确寓意深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师节与国民党政府一样退出了大陆的历史舞台。虽然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把5月1日国际劳动节也作为教师节，但当时全国的政治气氛对知识分子已越来越不利，教师节的提议导致流产也是自然的。从此，教师节这个节日便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高压政策下或如惊弓之鸟，或如过街老鼠，从50年代的镇反到文革，知识分子已成为了历次运动的整肃对象，上百万知识分子遭到残酷迫害，受牵连人数逾千万，死于非命的更是无以记数。

教师节在大陆被再次提起，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84年，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中科院院士王梓坤教授。当《北京晚报》把王梓坤的想法以《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为题发表后，北师大几位知名教授联名，正式提出设立教师节。1985年1于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做出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至于为什么定于9月10日？官方说法是：全国大、中、小学新学年开始，学校要有新的气象。新生入学伊始，即开始尊师重教，可以给“教师教好、学生学好”创造良好的学习气氛。

虽说学校大都于9月1日开学，推迟9天过教师节也没什么不妥，可世界上的事情就怕上下有联系地看。这一看，难免不让人产生联想，因为9月9日恰恰是毛泽东死去的日子，毛泽东统治的27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知识分子惨遭迫害的27年。毛泽东死后的第二天便是教师节，是全国教师普天同庆的节日，这难道仅仅是巧合？也许吧。

巧合也好，有意也罢，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尊师重道与否直接关乎到国之兴衰。荀子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传。贵师而重传，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传。贱师而轻传，则有人快（恣意）。有人快，则法度坏。”

看来，教师节决不是一个普通的节日。